钱崇澍“不为五斗米折腰”

文/桥桥

钱崇澍不仅是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植物学家，还是一位科学工作的出色组织者和领导人。他认为，要发展近代植物学，必须建立研究基地，组织研究力量。为此，他与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依靠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补助，于1922年8月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6年9月成立植物部，建立了实验室、图书馆、标本馆等，形成我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植物学研究机构（可惜抗日战争时期全部毁于日军炮火之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初步形成的科研队伍，钱崇澍和全所人员长途跋涉来到大后方，通过中国西部科学院卢作孚的帮助，在重庆北碚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抗战期间物价猛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迁到北碚后，经费越加困难，而国民党当局以如不把生物研究所改为国立就不发给平价米的卑劣手段来威胁，企图控制这个研究所。在此情况下，许多职工难以维持生活。钱崇澍就带领大家种菜、养猪、修土房，还和一些高级职员到外面兼课，以所得的平价米来补助困难的职工，维持最低生活，从而保存了这支队伍。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钱崇澍贫病交加，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但他还是团结同志，坚持研究工作。《四川北碚植物鸟瞰》《四川的四种木本植物新种》《四川北碚之菊科植物》等重要论文，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1945年，他还担任复旦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民办的，经费困难。作为一个负责人，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钱崇澍都和大家一样坚持野外采集。他为人正直，坚持真理，从不随波逐流，不在反动势力面前低头，和大家一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当局趁他处境艰难，诱劝他去做立法委员，他断然拒绝，并写诗明志，宁肯步行十几里到一所私立中学上课，换几斗米维持生活，也不为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所动摇。

抗战胜利后，钱崇澍随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任农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忙于内战，残酷镇压进步学生，钱崇澍总是站在进步学生一边，自己也参加过进步组织的活动。1947年，当有人提出由美国出钱与我国合编《中国植物志》时，钱崇澍慷慨陈词:“中国的植物志必须由中国人自己编写，不能由外国人写。”他的意见得到一大批爱国科学工作者的极力拥护。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他去台湾，他断然拒绝。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贪污腐化的恶劣行为，深恶痛绝，表示决不与之同流合污。

来源：浙江海宁斜桥社区，2021-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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