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杜孝严在大足石刻的一次重要游历
文/简兵
大足石刻是重庆大足区境内所有石刻造像的总称,于1999年12月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最受世人关注的,是宝顶山石刻造像群。
宝顶山石刻位于大足区东北15公里,由大佛湾、小佛湾及周边一些零散石刻造像组成。大佛湾造像规模最大,整体分布在一个马蹄形的山湾里,通编造像31号。大佛湾石刻依山势崖形雕刻,造像高大、题材广泛,内容衔接、布局协调,整体感强、气象壮观,造像构思新奇,雕刻技艺娴熟,世俗色彩浓郁。
宝顶山造像并未留下关于开凿年代的明确文字记载,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系由僧人赵智凤于1174年至1252年间(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主持营建。赵智凤为刻石追孝,历时70余年,完成了这一在总体构思框架下组织开凿的造像近万尊的大型佛教道场。对于这样一个规模巨大、建造时间长的系统性工程,仅凭民间信仰、百姓自愿捐资修建,显然难以为继。石刻造像中关于魏了翁、杜孝严两人的几则题记,让我们找到了答案。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县(属四川)人。南宋理学家、名臣。魏了翁于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中进士,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历任国子正、武学博士、试学士院。因反对韩侂胄开边之议,改秘书省正字,出知嘉定府。史弥远掌权时,力辞召命。后历知汉州、眉州、遂宁府、泸州府、潼川府等地。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召为兵部郎中,累迁秘书监、起居舍人。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遭到诬陷,被黜至靖州(属湖南)。南宋绍定五年(1232年),复为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受召入朝,任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后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之职督视江淮京湖军马,封临邛郡开国侯。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魏了翁去世,年六十。获赠太师、秦国公,谥号“文靖”。著有《鹤山全集》《九经要义》《古今考》《经史杂钞》《师友雅言》等,词有《鹤山长短句》。
魏了翁不仅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家,也是文学家、教育家,是宋代继蜀学“三苏”学派之后,发扬光大蜀学的领军人物,开创了“鹤山学派”。鹤山学派成为宋代理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学派,不仅吸收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还受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影响,最终将两派学说融会变通,自成一派,与真德秀齐名。在认识论上主张“明心”而达到“穷理”的终极目的。
魏了翁年少成名,庆元五年中进士后进入官场,但仕途并不如意。因此,他把精力投入学术研究和教育,先后在四川蒲江、湖南靖州创办鹤山书院,传播理学。魏了翁建学育才,成效显著,《宋史》记载,“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理宗特赐“鹤山书院”4字,以表彰魏了翁的教育活动。在书法上,魏了翁的成就虽然比不上他在文学、理学领域的成就那么卓著,但其书法诸体皆擅,笔力苍劲俊逸。明陶宗仪《书史会要》评魏了翁“善篆,不规规然绳尺中,而有自然之势,尝以篆法寓诸隶,最为近古”。遗憾的是,魏了翁遗存的墨迹并不多,仅有《文向帖》《提刑并举帖》等数件作品。其所遗真迹,四川夹江县之楷书“云吟山”、隶书“家庆楼”,四川青神县中岩题记,重庆大足宝顶山之篆书“毗卢庵”、楷书“宝顶山”,使今人得以一见。
魏了翁题“宝顶山”“毗卢庵”
杜孝严(1178—1237),字忠可,今四川安岳县人。南宋名臣,官至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庆元五年中进士。登第后,杜孝严获授内史省起居郎,负责记录宋宁宗的言行。宋理宗时期,官至礼部尚书的杜孝严隐归家乡,结交名士,游览安岳县清流乡各地。晚年在家乡生活,创作了《宝田铭》,在清流溪旁石壁下隐居,并在石壁上大书“艮岩”两字。
让人不曾想到的是,魏了翁和杜孝严这两个看似没有关系的人,却因一次偶然的游历,带来了大足石刻从民间经营到官方支持的转折。
魏了翁在宝顶大佛湾的题记有两处:一处为7号妙智宝塔下方,篆书横题“毗卢庵”,署“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魏了翁 ”;一处在29号圆觉洞口甬道左侧楷书竖题“宝顶山”,署“临邛魏了翁”。
杜孝严题“宝顶山”
在4号广大宝楼阁造像下壁,有杜孝严楷书横题“宝顶山”,字体刚健有力,署“朝请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撰杜孝严书”。
魏了翁署衔中有“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官”,杜孝严署衔中有“兼同修国史兼实录院同修”,据此,当时二人应为同事。魏了翁、杜孝严同为蜀人,于庆元五年同时中进士为官,二人皆因反对权臣韩侘胄主导的“开禧北伐”而被贬闲职。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主政遂宁府。嘉定十一年(1218年),杜孝严以朝廷华文阁待制的身份,接替魏了翁知遂宁府。
从同样的人生际遇和政治抱负可见,魏了翁和杜孝严二人应当非常熟悉。
据考证,嘉定十六年(1223年),魏了翁和杜孝严一起从杭州返乡省亲,游经大足。二人为宝顶山石刻精美的造像所吸引,同时感佩赵智凤刻石追孝的事迹,欣然作出以上题记,并向宋宁宗禀报了赵智凤修建宝顶山石刻的情况。宋宁宗有感于赵智凤的孝行和壮举,赐封题书“圣寿寺”庙名。
与北方大型石窟主要由官方建造不同,南方石窟的建造大多属于民间经营。而在有了当朝皇帝宋宁宗及魏了翁、杜孝严两位朝廷要员的支持后,宝顶山石刻的建造很快得到了各级官员的支持,最终得以成就今日之规模。
可以说,魏了翁和杜孝严在大足石刻的这一次游历,虽偶然,却十分重要,成为大足石刻的建造从民间经营到官方支持的转折。大足石刻走出藏在深山无人识的境地,声名开始在全国传播开来,香火日渐隆盛,民间因而有了“上朝峨眉,下朝宝顶”之说。
(本文图片提供/简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