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采风录》镌刻的记忆

文/朱渝生

在云南师范大学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博物馆，陈列着两份珍贵的手迹，即上图中闻一多、朱自清为刘兆吉《西南采风录》所作的序言。

《西南采风录》于1946年年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其采集编辑成册者，是当年一位流亡学生刘兆吉。

80多年前，刘兆吉随湘黔滇旅行团，自长沙步行至昆明，经过3个省会、27个县城，历经68个风风雨雨的日子，在1600公里征途中，采集了2000多首歌谣。到达昆明后，刘兆吉将这些辛苦采集来的民间歌谣编辑成册，定名为《西南采风录》。

刘兆吉（1913—2001），字祥符，号晓铎，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人。中国现代心理学家，著名教育心理学家、文艺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美育心理学学科创建者。曾任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教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文科主任，四川省心理学会理事长，重庆市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1935年夏，刘兆吉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就读。1937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举校南迁湖南长沙，合并组建为长沙临时大学。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叶公超等知名教授、学者也纷纷前往长沙。

刘兆吉一向酷爱文学，早就对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十分仰慕。如今三校合并，学者云集，机会难得。他选修了闻一多开设的“诗经”“楚辞”和朱自清的“宋诗”“陶诗”等课。但只上了一学期课，战局又发生了变化，上海、南京、武汉先后失守，战火逼近长沙。

1938年年底．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南迁云南昆明。学校组织一部分经济困难的男女学生，成立了湘黔滇旅行团，一些知名教授如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等也毅然放弃了乘车坐船的机会，自愿加入这支由244名学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他们徒步行军，完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

在千里流亡途中，师生们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和学业，更没有忘记自己肩头承担的责任。刘兆吉脚穿草鞋，腰上拴着一只搪瓷茶缸，怀揣笔记本，常常独自一人深入村庄，走家串户。他或在田间地头与农民攀谈，或登上云雾缭绕的高山，坐在山民中间，倾听他们如泣如诉的歌谣。那充满悲愤、充满激情、充满祈望的歌谣，让刘兆吉感动、入神。

闻一多在“诗经”课上讲道：“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找去！”刘兆吉牢记闻一多先生的话，抓住这次难得的采风机会，努力采集鲜活的民间歌谣。每天，他既要跟着大队急行军，又要不时离开队伍去采访。有时要爬上云雾蒙蒙的山寨，有时要深入到几乎与世隔绝的乡村，要在街巷、集镇、茶楼与三教九流打交道……每天他要比别人多走十几里路，往往大队伍早已到了宿营地，他还在半路上与乡民畅聊，深入挖掘素材。当大家因急行军劳累一天，早已进入梦乡的时候，刘兆吉还就着光线微弱的油灯，在整理一天下来采集的歌谣。他充分利用在湘黔滇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区步行的机会，勤奋采撷这片土地蕴藏着的丰富的民间歌谣。

进入贵州苗寨山区时，当地百姓得知刘兆吉这个异乡青年来采集他们代代口口相传的歌谣，又惊又喜——外地大学生对他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歌谣感兴趣，他们都很乐意向这位稀客倾吐自己的苦闷、辛酸、恋情和欢乐。

当年，抗战的呼声响彻四万万同胞心中，扩散到全国每个角落。在万山重叠、交通不畅、消息闭塞的西南各乡村，百姓们也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恨，对抗日救亡的激情，唱到他们的歌谣里。

《西南采风录》中，有一组刘兆吉采录的抗日民歌。这组抗日民歌有20余首，充满爱国热忱。以下选录两首：

打日本，打日本，

不打日本不安枕。

他是我们的大敌人，

想把中国一口吞。

要想救国图生存，

非打日本不得行。

拿起线来抽起针，

想起前线作战人。

不绣鸳鸯和蝴蝶，

替他缝件棉背心。

一件一件棉背心，

也表爱国一分情。

愿身化为棉和絮，

与我战士同寒温。

1939年，刘兆吉即将从西南联大毕业。他把这本来之不易的《西南采风录》呈交给他的老师闻一多、朱自清、黄钰生，请三位先生赐教。三位先生欣然为该书作序。三位著名教授同时为自己学生的新书赐序，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少见的。

闻一多盛赞刘兆吉在艰难条件下采风的“毅力实在令人惊佩”。朱自清惊异刘兆吉“居然能采到两千多首，他的成绩是值得赞美的——他这才真是采风呢”，他高度评价刘兆吉“以一个人的力量来作采风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黄钰生认为这部歌谣集“是一本有意义的民俗的记录”，“是一宗有用的文献。语言学者，可以研究方言；社会学者，可以研究文化；文学家可以研究民歌的格局和情调……”此书为研究西南民间文学、民情风俗和语言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