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蘅当“中介”

文/林万匀 颜坤琰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著名人口学家陈长蘅作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及抗战建国协会常务委员，主张团结抗战，反对“内讧私斗”。1937年11月，他由南京辗转疏散到重庆，供职于重庆朝阳法学院，任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38年秋，他的友人赵少龙、赵佩珊夫妇，为躲避日机空袭，全家迁往乡下居住，便把坐落在重庆市区中山四路一处颇为宽敞的住宅，即曾家岩50号，租给了陈长蘅。

陈长蘅与他的夫人、从美国医学专科毕业回国的王俊英，因为参加战时儿童保育工作，认识了邓颖超，进而结识了中共领袖人物周恩来。陈长蘅夫妇对中共坚持团结抗战的主张极为赞赏。他们在与邓颖超的交谈中，了解到邓颖超急于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寻租房屋的意图，当即表示愿将曾家岩50号的住宅转租给他们。

周恩来闻讯，马上和邓颖超一道，赶到曾家岩去看房子。曾家岩50号位于中山四路东端，要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才能到达。这是一幢建筑面积880多平方米的3层楼房，俯瞰嘉陵江。小楼在街巷尽头，距大门右边百米，另有一幢白色砖墙的3层楼房，那是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的派出所。当时，住在这幢楼房内的其他房客，均为国民党人。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小楼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看了个遍，觉得这座住宅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山四路和上清寺很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虽然免不了会遭到特务的监视甚至捣乱，但颇为适用。人们不是说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吗？邓颖超遂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租用了曾家岩50号主楼和3楼的全层，以及2楼东边的3间房屋。邓颖超拜托陈长蘅，邀约房东见面洽谈。邓颖超向房东赵少龙说明了租房意愿，说已与陈长蘅谈妥，把这座住宅从其手中转租给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作私人公馆，赵少龙慨然允诺。从此，曾家岩50号就被称为“周公馆”，它实际上是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南方局在国民党的心脏地区有了一个立足点。在这里，南方局不但方便与国民党沟通、交涉，更方便接待和联络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方便进步青年以此为联络站、出发点，奔赴他们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

1944年，曾家岩50号房东赵少龙不幸病逝。家中的顶梁柱轰然坍塌，妻子赵佩珊顿陷窘境，全家的生活用度难以为继。邓颖超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即修书一封，并附法币10万元，亲手交给了她深信不疑的朋友陈长蘅，请他尽快把这笔钱转交给正一筹莫展的赵佩珊，以解她燃眉之急。赵佩珊把这封信当成宝贝，一直珍藏在身边。1955年，为举办一个革命教育展览，西南博物院派人到赵佩珊处借走了此信的原件。后来，此信原件（2012年被认定为一级文物）的收藏者姚黎民先生将此信正式捐赠给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