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和杜威：跨越太平洋的教育之旅
【编者按】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抗战爆发后来到重庆，先后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积极参与抗战民主运动。2005年被重庆市人民政府评为重庆历史名人，是重庆历史名人馆内陈列的两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杜威，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陶行知，被毛主席誉为“人民教育家”。
这两位著名教育家之间，有着无比深厚的情谊。
一、相识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作为美国教育研究的执牛耳者，正吸引着大洋彼岸因国家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而困扰的中国青年们。自1909年庚款留学以来，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逐年递增，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一员。于1914年赴美、1915-1917年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陶行知，在1916年的—封信中就曾表达自己对于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向往：“遍览所有的大学，再次确认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我最合适。”
陶行知（1891-1946）
约翰·杜威（1859－1952）
踏上邮轮的陶行知不会想到，这趟远涉重洋的求学之旅将会成为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粒扣子”。他不仅与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结下不解之缘，成为其实用主义学说的忠实信徒与创新者，而且他和这批赴美留学生们，在学成归国后，都不约而同地成为了民国教育界主张教育革新的时代弄潮儿，为现代教育体系的西学东渐以及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世俗化”事业发光发热，成为了季羡林口中“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有着永存功绩的报春鸟和普罗米修斯”。
尽管置身异域，学业也曾因经费不足而被暂搁下来，但陶行知仍时刻铭记着走之前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对他们留学生的叮嘱，要张开眼睛，多去“看看美国的社会，看看美国的家庭”。其中，杜威尤为热衷于参与政治活动，其积极投身纽约女子参政演说会、创立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和纽约教师联合会等事迹，无疑让来自大洋彼岸的陶行知大大增长了阅历和见识。
杜威不仅在社会活动和政治生活上以“民主”之精神为陶行知树立了表率，亲身演绎了他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其所倡导的学术理论更是对陶行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享誉盛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所倡导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等教育思想凭借其“内容精深、适合所需、易于接受”等特点，不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同时也在积极探索着“教育救国”的陶行知心中燃起了火苗，是否能将美国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在中国的土地上输入与传播，以此来摆脱中国教育的落后状态，甚而解决中国教育与社会生活脱节的难题？
二、相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师生与杜威的合影（前排左一杜威、右四陶行知）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毕业后，陶行知于1917年回国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并于1919年受聘该校教务主任一职。1919年3月，得知杜威答应来华的消息，陶行知旋即就致函胡适商量接洽事宜，并提议“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三个机关各举1名代表负责接洽事宜，而他本人已获南京高师推定担任此职。”同时，他还发表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杜威的学术主张、学术著作等。5月，杜威抵达南京，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发表《平民主义之教育》《真正之爱国》等四场演说，陶行知亲自为其担任翻译。
1920年4月，杜威再次南下讲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再次成为首站。在杜威给约翰·J·科斯的信中，他这样回顾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学工作:“我这里讲授的是教育哲学，相当受欢迎。此外，还有希腊哲学与逻辑学史，共8个小时，但中间还包括译的时间，因此，这更像是一堂浓缩精选并加以例证的讲课。”
杜威两次访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仅推进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现代化教育教学改革，吸引了更多国际知名学者如罗素、孟禄博士等来此讲学，为其发展为日后的东南学术交流重镇造势助力。此次相会，不仅是陶行知“同杜威理论最持久的一次直接正式接触”，更让陶行知深度思索起美国洋教育无法与中国本土教育进一步融合的难题，“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但是觉得杜威叙述的过程缺少了思想的母亲——行动环节，像单级电路通不出电流。”
三、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实践
陶行知参加晓庄平民教育实践考察
杜威先生的访华之旅让陶行知不仅更加了解杜威先生“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的教学主张，更让他心中的火种愈演愈烈。可是，当他满怀期待想要将这颗种子播种在中华大地上时，却发现“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忧心如焚，深知“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六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为此，他定下“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志向，毅然决然地离开大学，抛弃了原本舒适的工作环境，脱下了华丽的西装革履，穿上和农民一样的布衣破草鞋，来到南京郊外的乡村，创办了晓庄实验师范学校，意图通过建立新型的乡村学校来带动中国乡村教育建设和乡村的社会化改造，“为中国教育找条生路，为中华民国找条生路”。
在陶行知及其志士同仁们的不断努力下，晓庄学校很快便引起了全国教育界的关注，甚至受到了美国学者克伯屈的赞誉：“我看这个学校，负有特殊的使命，就是要研究用哪种教育，才合乎乡村需要，使能引导乡村，适合现在的变动……如大家肯努力，过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
从研修《学校与社会》《民本主义与教育》等多本杜威名著而播下的这粒种子，就在陶行知用脚所丈量的每一寸乡村土地上生根、发芽。他结合中国教育的实况，对杜威的思想加以发展和扬弃，变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为“生活即教育”；变杜威的“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以“甘当骆驼”的精神努力践行着平民教育，为中国的乡村教育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8年，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亦曾这样称赞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其实，两者的这份师生情谊，这种在学术思想上惺惺相惜的情缘早就有迹可循。早在1918年，陶行知就在《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中对杜威大加赞誉，“教育为群学之一种，介乎形而上学、形而下学之间。故其采用试验方法也，较迟于物理、生物诸学。然近二百年来，教育界之进步，何莫非由试验而来？”尽管后来在各刊各报发表、介绍和评论杜威学说的文章数不胜数，但陶行知作为杜氏弟子，所撰写的文章是最早发表且颇中肯要的。
在之后战火纷飞、飘忽不定的浮沉岁月里，二人对彼此价值观的认识不断加以深化，交情亦是在这点点滴滴间得以升温与升华。在中国发生了“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后，杜威应陶行知的请求，联名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致电蒋介石，敦促蒋本着保障基本人权的精神释放“七君子”；在陶行知给杜威的公开信中，陶行知亦热切地指出，“我相信先生和爱好和平的美国朋友已经是在那怀想法克服这些反和平的趋向。”并希望杜威号召美国政府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等诸多事务。
从学术上的交流到政治生活的相互影响；从教育观念的继承发展，到彼此化身反法西斯、反原子弹斗士与和平使者，共同推动世界的和谐与稳定；从思想观的碰撞交融到世界观价值观的惺惺相惜……这份横跨大洋的师生情谊就在这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结出一朵朵的学术与道德之花，纯粹而无瑕。
费正清评价陶行知是杜威“最具创造力的学生”，“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1946年，陶行知逝世，美国教育界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杜威任名誉主席，发唁电称“其功绩，其贡献，对于中国之大众教育，无与伦比，我们必须永远纪念并支持其事业”，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
杜威和陶行知这段师生情，不仅承载着学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是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向真、向美和向善的完美融合，使得彼此对国家更为热忱、为世界和平事业更加不懈奋斗。就如鲁迅先生所说，能发声的发声，能做事的做事，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本文转载自南师校史文化，内容略有删节）